早前就港人在台灣殺人案，政府建議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加入內地、台灣等與沒有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的地區，以堵截法律漏洞。豈料不但遭非建制派反對，連部分建制派也有所保留，莫非中央還未講掂數？行政會議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接受本刋訪問時說，早於廿年前他擔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之時，已促請港府修例，卻仍拖拖拉拉至今。他透露，其實當初是中央抗拒修例。
湯家驊指，過去廿多年，港府一直與北京商討如何理順移交逃犯安排，只是北京一直有保留，那是基於政治理由。「有人覺得移交逃犯是國與國之間安排，而香港不是一個國，是中國一部分，質疑為何要有個安排；還有如何處理台灣問題，也是嚴重的政治問題。」不過經過多年的不斷商討，加上港人在台灣殺人案這條導火線，正好是修例時機，湯家驊表示，最近北京已被說服及讓步，願意在個案形式上接受移交安排。
湯：即使多人上街反對 政府不應讓步
昨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遊行，民陣指有13萬人參與，警方則指高峰期有約22800人，比上次遊行為多。湯家驊認為，反對聲音都是政治口號，是不理解移交疑犯協議的情況，無說服力的民意不具代表性，故即使遊行人數比預期的多，若特首林鄭月娥問他意見，他都會認為政府不值得讓步。
但過了北京的大關，還要過立法會一關。立法會討論修訂《逃犯條例》的法案委員會，日前首次召開會議，因為由最資深議員的涂謹申主持，即任意給非建制派拉布拖延時間，耗費兩小時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。下次會期在明天(4月30日)，屆時未知會否再上演一齣鬧劇。
反對直接由立法會大會審議
現時政界風聲，有兩個方案可解決亂局：一是繞過法案委員會，將法案直接擺上立法會大會審議；二是交由秘書處主持會議選出主席。湯家驊坦言，極之反對方案一：「法律界有句話：Bad case makes bad law，意思是不公義的案件，會製造不合理的法律。若果為了通過修訂而將制度扭曲，開了壞先例，將會遺害萬年。」
至於方案二，湯家驊認為比較可取。他解釋：「由最資深議員主持會議，他唯一的職能是選出主席時，確保選舉能公平進行，所以他不是主席，無權趕人出去，更遑論處理甚麼規程問題。」然而，若取用方案二，則有可能須先修訂議事規則細明才能施行，到時已是日落黃昏。換言之，7月立法會休會前能夠通過法案的機會，微乎其微。
英國亦無明確反對修訂
法案過不了，等如眼白白放生涉案殺人犯。湯家驊亦感無可奈何：「完成不到，不是我們的錯，也不是政府的錯，是反對者的錯。但完成不到，是否代表要放棄修例？我不希望是這樣。」他絕不贊成視立法會休會為「死線」：「當然休會前做到，就可處理到一件不公義的事，但出面還有千千萬萬的案件要處理；要記住，我們現在做對的事，是完善香港法治和社會公義的事，沒有時限。今年7月也好，明年7月也好，後年7月都好，我都希望最終法案獲得通過。」
湯家驊自言已盡了本分去游說，但終歸涉及政治問題，不能一時間可以改變。他透露：「我最近跟英國及美國領事一同吃飯，是有人特別安排的。我就利用這機會，將《逃犯條例》詳細向他們解釋。之後他們兩個一句話也沒說，也沒有問我任何問題，就當沒一回事。結果是美國領事繼續反對，英國領事在最近訪問則表示繼續關注，但不反對修訂。」
反對派是雙重標準
對於反對派列出的各種反對理據，湯家驊只簡單一句：「他們都從錯誤的角度去看這問題。」錯誤在他們逢中必反，任何跟共產黨有關的事，都是不好的事。何謂「正確的角度」？湯家驊舉例，「不計算歐盟在內，英國跟94個國家有移交逃犯的協議，包括法治最差的地方，如伊拉克、利比亞、肯亞等。中國的法治差極，都可能會比伊拉克、利比亞好一些；若英國都願意有這安排，為何香港不可以？」
他續指反對派是雙重標準：「如果你說你怕，英國的法官我信，香港法官不可信，那就很大問題了。香港的法律制度是世界數一數二；香港法院的判詞，世界很多普通法的國家都引用；那為何連香港的法庭都不信？抑或只要對著中國，這些法官我就不信？還是你覺得中國特別厲害，能夠買起香港的法官？」
修訂條例無改制度本質
至於反對派經常掛在口邊，指《逃犯條例》設追溯期是「秋後算帳」，湯家驊指這說法根本是「偷換概念」：「移交逃犯的邏輯上，一定是有人犯了事，才會被移交，即他犯事時已經是一個罪行。如果這樣也不追究，那麼要法例來幹甚麼？」
湯家驊表示，現行的《逃犯條例》，早在1997年4月，即是在殖民地時代已通過，是完全符合聯合國指引，施行廿多年來相安無事，而現在的修訂並無改變制度本質，看不出會帶來甚麼問題。
